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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富顺“三任知县”陈锡鬯的非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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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2017/6/17 9: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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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刚/文


陈锡鬯(chàng)是清末富顺的著名知县,同时也是富顺历史上罕见的“三任知县”,曾分别于1878年、1889年、1902年先后任职,在富顺的知县中堪称优秀。他鲜为人知的人生履历曲折多变而又充满传奇。



身出望族  结亲名门

1993年版《富顺县志》载:陈锡鬯,字洛君,江西新城人。江西新城即今江西省黎川县,位于江西省东南部,毗邻福建省,因黎滩河贯穿全境故称黎川。在新城西北部,有一大市镇叫中田(又名钟田、钟贤),陈氏家族是这里的世家望族。

清初,陈氏家族由新城县城迁至中田。乾隆十三年(1748),迁居中田的第二代陈氏子弟就高中进士,从此家道兴隆,一批陈氏后裔先后获取功名,“乾嘉道年间,一门七进士、九乡榜,为邑之冠,称望族”。此后陈家代代有贤能,有的仕途腾达官居高位,有的诗文极佳名闻天下,时有“海内言桐城者,必并举新城”的说法。咸丰九年(1859),曾国藩在他的散文作品《欧阳生文集序》中,提及清代中晚期桐城派姚鼐的弟子时,中田陈氏第六代“陈学受艺叔、陈溥广敷”赫然在列,并称他们为江西建昌府(新城旧属建昌府)的桐城学派,就连他好友欧阳兆熊的儿子欧阳生也拜“新城二陈”(即陈艺叔和陈广敷)为师。由此可见,“新城二陈”属当时占据文坛主导地位的桐城派的重要人物,引领着江西一带的文风走向。而在富顺大名鼎鼎的清末知县陈锡鬯即身出以“新城二陈”为代表的“中田陈氏”,堪称望族之后。

上文提及的陈艺叔(又作懿叔),是清代经学家,曾与族弟陈广敷同郭嵩焘、刘蓉、罗泽南等一大帮湖南名士多有交往。据陆宝千著《刘蓉年谱》载:“道光二十八年(1848)九月,(刘蓉)与郭嵩焘、陈懿叔游南岳衡山,岁且冬,游初毕,置酒驿亭,相与剧论而别,往返约四十余日。按先生(刘蓉)与二陈相识时,曾讨论学术异同,治道醇杂,二陈大体近陆王一路,而先生笃守程朱之说。”文中交代陈艺叔与刘蓉之间有学术分歧,但两人同属晚清桐城文派的重要代表而互有敬重,相互往来频繁并结为好友,这为陈锡鬯后来成为湘军名将刘蓉的女婿奠定了情感基础。据费行简著《近代名人小传·刘蓉》载:“(刘蓉)好才爱士,赣人陈锡鬯,方贫困,一见许其贤,招入幕,且以女妻之。”郭嵩焘《陕西巡抚刘公墓志铭》也载:“(刘蓉)女四人,长适世袭一等义勇侯曾纪泽,次适四川候补知县陈锡鬯,馀未字”等记述。由此可见,刘家与陈家不仅关系亲密,而且刘家的女儿还嫁给了陈家的后生,可谓亲上加亲。而青年陈锡鬯通过这种姻亲关系,与曾国藩的儿子、清代著名外交家曾纪泽遂成连襟,这在晚清是相当显赫的社会关系。

但从小受过良好教育的陈锡鬯并不张扬,没有留下多少能显示其家世及社会关系的文章典籍。令人欣喜的是,在日本汉学家竹添进一郎的《栈云峡雨日记》中,有一长段反映其身世的文字记载。那是光绪二年(1876),时任驻华外交官的竹添进一郎游历巴蜀,恰巧在成都与陈锡鬯相遇。从未谋面的两人似有一见如故之感,瞬间“肝胆相投,事辄咨询”,竹添进一郎称陈锡鬯为“西道主人”,他在7月4日的日记中写到:“(陈锡鬯)风采蔼然,君子人也。其父光叔先生于书无所不窥,所著有《经义》若干卷。”陈锡鬯还给竹添进一郎讲,他的父亲在道光末年就“知天下且乱”,断言“惟楚材足以靖之”,并指出“盖楚材之尤著者,为曾文正公国藩及弟国荃、左宗棠、胡文忠公林翼、罗忠杰泽南、李忠武续宾、李勇毅续宜、江忠烈忠源诸公。江罗二李皆善用兵,常以寡破众,胡曾左则有雄才大略,而曾学术尤优”。据黎川文史爱好者推测,日本人或为误记,“光叔”应为“艺叔”,原因有二:一是行书体中“光”与“艺”容易误认,二是晚清“陈艺叔”具有竹添进一郎所描述的文坛影响力,故陈锡鬯是陈艺叔的儿子。从刘蓉与陈艺叔的关系看,这个推测不无道理。倘若真是这样,陈锡鬯在他认为的这个外国友人面前,毫不掩饰地展示了自己及父亲的人脉圈,也在不经意间泄露了自己的家世。当竹添进一郎离开成都时,厚道的陈锡鬯还一路陪送至重庆,分手时两人“相揖而祝曰‘一路平安’”,末了竹添进一郎还留下“别离已异域,音信若为通”的感叹。






初任富顺  始问段志

富顺自建县至清光绪初年,已千年有余。一直以来,这里盐业兴旺、经济发达、文化兴盛,被时任知县段玉裁誉为“典午(即晋朝)以后,才俊蔚起,文物称最盛。”遗憾的是,“民气和乐”“山气佳秀”的富顺县竟然“旧志苦无体例,且阙略不备,不足以论古证今”,于是段玉裁决定重修县志,竟“五阅月而书成”。该志体例严谨、资料翔实、文字优美,被著名学者梁启超誉为“方志中之表者”,成为全国“著名方志”,史称“段志”,其影响力堪比陕西的康海《武功县志》(“康志”)和韩邦靖《朝邑县志》(“韩志”)两部明代名志,连宋育仁修《富顺县志》(以下称“宋志”)时,也明确提出“踵段志而作”。

陈锡鬯任职富顺县以前,曾任成都新繁县知县等职,对“段志”慕名已久。他这样描述自己对“段志”的仰望——“需次来蜀十余载,旧闻是志未获一睹,及莅此邦接见士绅辄加谘访。”急不可耐的陈锡鬯刚一上任便遍寻“段志”,成为南宋朱熹赴任江西“下车伊始问志书”这一著名典故的又一翻版。可陈锡鬯运气不佳,寻觅“段志”足足花了他四年的工夫,终于在光绪八年(1882)“乃得窥其全书”,阅后大加赞赏,称该志“出入班、马之间,而擅三长者也”。也许是出于对段玉裁人格魅力的钦佩和对其治县有方的景仰,加之寻找“段志”达四年之久方得一阅,陈锡鬯对志书倍加珍惜,“蔚为伟器”,决定重刻“以兴此志,共相流播”,并亲自为重刻本“段志”书写跋文,并落款“时光绪八年壬午后令江右新城陈锡鬯跋”,史称“光绪八年重刻本段志”。

如今,“乾隆四十二年原刻本段志”已踪影全无,唯“光绪八年重刻本段志”得以传世,不能不说陈锡鬯为富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史典籍。更为可贵的是,陈锡鬯通过对“段志”的阅读、研究和使用,以志为鉴熟悉县情并从中寻找治县方略,他这种“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执政之风,在今天仍然有积极意义。

三任知县  政绩斐然

“宋志”载:“(陈锡鬯)四年四月由犍为调任……十五年复任,创办学田,裁减随粮浮征约银一万两有奇。二十八年署,二十九年升任泸州。捐银四千三百两,置公积堂业,每岁约收租百石,以年尽赈贫民。”宋育仁用百余字,言简意赅地总结了陈锡鬯在富顺县的三个任期,文字虽短,但可看出陈锡鬯是一个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地方官。这里,笔者想特别提及陈锡鬯在文化教育事业上做出的业绩。

一是兴办书院。富顺从宋朝的知监周延儁开始,历任行政长官都崇文重教,宋、明两朝共中进士约200名,享有“才子之乡”的美誉。但明末清初的大动乱使全县人口锐减,文化教育遭受重创,直到清中期开始出现转机。时县境有县城的江阳书院(又名学易书院)、自流井的炳文书院(又名东新书院)和赵化镇的文昌书院等有名教育机构,以四书五经为教材,聘名儒为山长,有功名之学者为教习。在此期间,陈锡鬯不仅关心重视地方教育,还以知县身份兼任教习,亲自到书院讲课,为全县培育了大量士子。据“宋志”记载,光绪七年(1881)陈锡鬯为江阳书院“拨前令吴鼎立发当商生息本利钱一千串,十年(1884)又自捐钱一千串,均生息为院生堂课膏火,又添购书籍”。光绪十八年(1892),陈锡鬯聘任在家守制的名儒卢庆家为炳文书院山长,先后有百余人中秀才,十余人中举人、进士,培养出如谢奉琦、雷铁崖、李宗吾、张光厚等一大批近现代名人。在刘光第乡居守丧期间,陈锡鬯鼓励刘光第为家乡的文教事业作贡献,特聘其出任刚开办仅十年的赵化文昌书院山长。不难看出,陈锡鬯任职期间不仅身体力行躬身教育,还实施了一系列教育强县的举措,这既体现了一县之长对教育和人才的重视,同时客观上也促进了当时的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二是创办新学。清末,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甲午海战的失利,发展新学培养新型人才成为最迫切的需要。在社会各界的推动和要求下,清廷从光绪二十九年 (1903)开始,先后参照日本及欧美各国教育制度拟订《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和《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文风颇盛的富顺县毫不落后,也开启了废书院、办新学的改革之路,县内各书院分别改建为官立高等小学或初等小学堂。“宋志”云:“(富顺县)官立中学一堂,清光绪二十九年知县陈锡鬯奉文,委绅陈庆文、郭昌翰等于城北三里十字岭创修,三十年开办,专设中学未准。三十二始升中学。”文中所述“官立中学一堂”,即今天的百年名校——富顺二中。这是陈锡鬯在富顺任知县的最后一年中为全县教育办的一件大事。

三是慧眼识光第。光绪四年(1878),19岁的刘光第首次参加富顺县试,正巧遇上新知县陈锡鬯主持县试。清代科举考试规定“倡、优、皂、隶之子孙不能参加考试”,即从事娼妓、戏子、差役、仆从等下贱职业的子女取消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由于光第考试成绩优异,引起同场考生的嫉妒,于是他们集体声言光第是“待诏”之子(旧时称理发师为“待诏”,光第父亲早年曾以剃头为业,时属下贱职业,实际并未规定手艺人的子女不能考试),无考试资格。陈锡鬯爱惜光第才华,把闹事考生训责一番,以“律例无禁考明文”驳回,将光第“拔置案首”(县试第一名),并勉励他继续努力以取更大功名。从此,刘光第视陈锡鬯为恩师,并在《送陈洛君先生序》中对恩师感激到:“先生县试首拔士,谬蒙期推,以训以养。”后来,陈锡鬯也乐意把刘光第视作爱徒,一直资助刘光第读书考试。当刘光第好不容易连捷成进士被授职刑部广西司主事时,却因家中贫困难以赴任。第一时间了解此事的陈锡鬯不仅自己每年出资100两白银,还积极联系自流井盐商刘举臣每年出资200两白银,共同资助刘光第在京城当官,极力帮助他去实现“振刷”朝纲、变法图强的梦想。

官场起落  病故他乡

陈锡鬯一生在四川为官,历新繁、犍为、富顺、成都、涪州、泸州等地,累绩至知州,有得志也有失意,尝尽官场酸甜苦辣。

在任新繁知县期间,陈锡鬯留下不少德政,获得近代最早深入巴蜀游历的日本人竹添进一郎的赞誉:“锡鬯同治十二年署新繁知县,勤恤民隐,兴利除害,不遗余力。去冬交卸,士民联名请留任者数矣。格于令甲不获,回辕之日,争设红幄数十里以饯之,一时传为美谈。”竹添进一郎还在1876年7月19日的日记中感叹道:“盖数十年风俗浇漓,循吏不易得……抑亦见古今世道之变也。”他觉得陈锡鬯是他心中的好官,特写下诗作《赠陈(锡鬯)明府》:“客里光阴亦惜分,每逢知己便论文。到门今雨心如洗,入室南风人欲薰。德政原从儒行得,颂声早藉口碑闻。庆云一片须珍重,燮理他年定属君。”诗中尽显不舍之情和赞美之意,称颂陈锡鬯有“燮理”( 宰相)之才。诗的末尾,备注“陈有德政,详见《栈云峡雨日记》”。

光绪四年(1878)四月,陈锡鬯始任富顺知县。在任期间,“(陈锡鬯)居官勤慎,关心民瘼,创立三费局禁止胥吏勤索原告被告;创办育婴局、恤嫠(lí,寡妇)局(救济贫苦寡妇的慈善机构),使无依老幼得到养育;捐助书院膏火费,资助清贫学生……十年(1884),富顺大旱,全县城乡共100余保,他向每保捐薪俸100串,使灾民普获救济。”良好的人品加上显赫的政绩,使他被爱才识才的时任四川总督丁宝桢看重。光绪十年(1884 ) 十月,丁宝桢具折上奏朝廷,保举“四川盐茶道崧蕃、川东道彭名湜、候补道夏旹、雅州府知府崔志道、富顺县知县陈锡鬯、候补直隶州州判李盛卿、候选同知曾昭吉、四川候补巡检高启文”等八人“以备任使”,获光绪帝于十月二十八日下谕令“均著交军机处存记”予以准奏。在八人中,陈锡鬯是唯一的七品县官。

光绪十五年(1889),陈锡鬯由成都回任富顺知县。这一年,陈锡鬯连襟曾纪泽在缮录郭嵩焘纪念其岳父刘蓉的墓志铭时,在墓志后加了一段“附识”,除了补充介绍刘蓉妻子和儿女的情况外,还特别介绍“陈锡鬯历宰新繁、富顺、成都,以循著”。时曾纪泽任户部左侍郎,兼署刑部、吏部等部侍郎,属朝廷二品大员。两人虽贵为襟兄弟关系,倘若陈锡鬯政绩平平,恐怕这位有“雄才伟略”且“学贯中西”的晚清著名外交官就不会这样记一句。

光绪十九年(1893),陈锡鬯获提拔任涪州知州。好消息让京官刘光第也兴奋不已,他连忙写信给自流井盐商刘庆堂:“十月内,奉到洛师书,知其已擢涪牧。”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一年,以刚正敢言著称的晚清御史钟德祥奏“四川吏治蠹蚀污浊”,言“四川总督刘秉璋信用候选道徐春荣、署提督钱玉兴二人招摇纳贿,知县陈锡鬯等声名狼藉”,并“请饬查办”。光绪帝立即调派湖北巡抚、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驰驿前往四川确切查办”。其实,这类言官参劾是封建官场上常有的事,哪怕仅仅是坊间风闻,皇帝也要降旨究办。被参者若确系冤抑,据情回奏之后就没事了。经钦差大员谭继洵核查,陈锡鬯并无贪赃实据,只以“请补涪州知州、富顺县知县陈锡鬯习气太深、钻营最巧”上奏朝廷。后皇帝发谕令“革职留任”,而御史钟德祥也被人反告以参稿胁人索贿遭革职留放。

陈锡鬯的不幸遭遇,让一直敬陈锡鬯为恩师的刘光第颇为“抱屈称冤”。他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底写给自流井盐商刘庆堂的信中说:“成都及犍为人均多言其好者,而新繁之人尤为尸祝(崇拜)。曾见其县之一人言:吾新繁县中,如有人说陈官不好者,旁边之人必要与之挥拳。其善政之留人心如此。”面对朝廷的处分和民间的“訾诋者”,一向正气的刘光第始终认为恩师遭人陷害,力主为恩师建牌坊以彰其德政,认为“诚乃堂堂正正,不为波靡,又复和厚可风,彼庸俗人情,固当如斥鷃之望大鹏也”。光绪二十二年(1896),陈锡鬯获开复补达县知县,刘光第由衷感叹“盖公道自在人心也”。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锡鬯第三次任富顺知县,不过还没等屁股坐热,很快就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被护理四川总督、布政使陈璚奏请补授泸州直隶州知州。光绪三十年(1904),陈锡鬯在泸州知州任上病逝。

人去名传  留芳古县

为表彰陈锡鬯在富顺建立的功勋,老百姓在县城西门外一个叫望神坡的地方(今富顺县计生服务站旁边)先后为陈锡鬯修建了一座德政碑和一座德政坊,让过往县人时刻不忘这位留下无数德政的名宦。在富顺历史上,像这样既拥有德政碑又拥有德政坊的县令并不多见。

德政碑坐西南朝东北,至今保存完好。碑身主体由两块石板拼接而成,正面竖写“绩厎和平”四个大字,碑左写有“县公陈君德政 公名锡鬯字洛君 江西新城人”,落款为“光绪十四年岁在戊子春正月閤县士民公颂”。

德政坊距德政碑约10米,横跨在旧时富顺县城通往自流井的石板驿路上,属四柱三间五楼式石牌坊,东西两面正楼下均阴刻“去思德政”四字。据文物部门测量,石牌坊面阔6.5米,通高9米,其正楼、次楼、边楼鳌角飞翘,局部纹饰简朴,制作雕刻较为精细,有沉稳厚重之风。石牌坊历经百余年风雨侵蚀,上面的字迹已斑驳难辨,有的残损严重,有的已完全脱落,部分字迹结合相关资料可猜测补全。东面刻有“岂弟君子”“廉明”“恭俭”三方匾额,两旁配楹联,内柱联:“能用猛乃能用宽,抚字勤劳,仁者襟怀儒者度;善筹兵更善筹饷,婴城固守,文臣经济武臣风。”西面也有匾,还残存“民之父母”字样,其余均无法辨认,内柱联依稀为:“才毋逞,智毋矜,是西汉循良,五载共钦廉吏;和致祥,厚致富,看南州冠冕,双旌遥想能臣。”由于东西两面的外柱联已脱层剥落,仅有个别字迹残存,无法从整体上辨认。

从表面上看,碑与坊是地方士民对陈锡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旌表,体现出对他多年来治县政绩的高度认可和深深敬意。老百姓甚至不惜用《诗经》中的名句“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授予爱护百姓、深得民心的陈知县,流露出对这位离任知县的不舍之情与感恩之心。从另外的视角看,老百姓对优秀地方官的真心追捧,又何尝不是对后继者的期许、激励和鞭策呢?笔者以为,这就是陈锡鬯德政碑与德政坊至今屹立不倒的价值所在。

刘 刚/文  来源:转自自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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