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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富顺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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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从那时起,富顺县就有一批文化人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做出了一定的成绩,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生命。
  李芸仙:为抗日输送人才
  李芸仙,富顺县永年乡人,出生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参加过同盟会和反清革命运动,担任过富顺中学教师。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中医师”身份作掩护,与程子健创办《锦江新闻》,担任地下党成都市委副书记,组织进步团体“集思社”开展统战工作。1933年去上海,任中共上海法租界区委书记兼中共华东局联络员,在上海团结了一大批抗日救亡热血青年。对富顺家乡的青年郑用之、张肩重、吕奎文、王本一、任秋石、简泰梁等多方鼓励支持,并在周恩来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及郭沫若担任该部第三厅厅长后,推荐了一些富顺青年到第三厅和之后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在全国抗日慰劳总会任职,他们都工作得比较出色。
  郑用之:积极抗日的电影工作者
  郑用之,富顺县黄镇铺人,1924年从朝阳大学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在校就从事话剧和画刊工作,并在北伐军中做政治工作,后被国民党清党时关押,脱离军队后从事报刊宣传活动。先办《新大陆报》,批评国民党对日不抵抗政策被查封。后又办“中国新闻社”,拍发新闻照片,受到何香凝、李芸仙的支持。1932年淞沪战斗打响后,郑用之深入前线采访,拍发了很多抗战新闻照片,并与四川西充人罗静予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本中英文对照说明的大型抗日画册——《第五路军淞沪抗战画册》,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以后,郑用之与罗静予、王瑞麟、富顺同乡吕奎文、侄儿郑伯璋(中国无线电工程学校毕业)等,在国民政府南昌行辕成立了电影股,首创无声影片加效果唱片、音乐唱片、照银幕剧情用配音扩大机放出,被称为“假有声电影”,很受观众欢迎。1936年,电影股在汉口摄影场建起有声电影设施。
  当傅作义在百灵庙抗日大捷时,他们赶去拍摄了纪录片。“七·七”卢沟桥事件后,汉口摄影场改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郑用之任厂长,隶属政治部第三厅领导。1938年9月“中制”迁重庆之前,他们陆续以抗日为主题,运用电影这一先进技术,拍摄了《抗战特辑》、《电影新闻》、标语卡通等,揭露了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反映中国人民和军队同仇敌忾、英勇抗战的实况。同期,还摄制了《八百壮士》、《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最后一滴血》等抗日救亡影片。
  1938年9月,随着战火西移,“中制”随国民政府和第三厅迁至重庆,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抗日宣传工作中。郑用之与阳翰笙、郭沫若系川南老乡、交情不错,他顶住国民党的压力,容纳了大批我党的电影工作者和进步电影艺术家,成立了编导委员会。尽管国民党严密监管,物质条件差,日寇不断轰炸,仍然完成了多部优秀故事片,如《保家乡》、《青年中国》、《塞上风云》、《气壮山河》、《血溅樱花》、《还我故乡》等。又与“中央电影摄影场”合作拍摄了《长空万里》,反映空军抗日的故事片。郑用之还预料日机轰炸会给制片造成困难,征得阳翰笙同意,在香港成立了“中制”香港分厂——大地影业公司,拍成了反映孤岛上海人民坚持抗日斗争的故事片《孤岛天堂》以及香港青年知识分子觉醒的故事片《白云故乡》。
  此外,“中制”还附建了“中国万岁剧团”,吸收了大批电影和话剧优秀演员,由郭沫若任团长、郑用之任副团长、王瑞麟负责。在电影胶片奇缺时,还组织舞台演出。郑用之还将第二摄影棚改建为剧场,取名“抗战建设胜利堂”,简称“抗建堂”。从1938年9月到1943年前,先后上演了《为自由和平而战》、《血祭九·一八》、《中国万岁》、《雾重庆》、《虎符》、《蜕变》、《国家至上》、《江南之春》、《国贼汪精卫》等多部话剧,在重庆影响深远。
  郑用之为了扩大电影对抗日救亡的作用,还重视扩大放映网的建设,他在磁器口建露天电影院,在内江、自贡建电影院,原在自贡湖广庙的胜利电影院就是郑用之主张建的。
  吕奎文:为抗日救国捐躯
  吕奎文,富顺县板桥乡人,1924年在富顺县中学读书时,即组织学生参加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我国领土——云南片马的示威游行。次年转学到成都叙属联立中学,受姑父李芸仙的教导,参加共青团。1927年考入四川大学法学院,与本县人张肩重、简泰梁、王本一等同学,参加进步学生运动,他和简泰梁遭到学院斥退。1931年,吕奎文赴北平,肆业于北平平民大学。这时,“九·一八”事变发生,同乡人郑用之在上海创办“中国新闻社”,聘吕奎文为编辑兼记者,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后入第三厅工作。
  吕奎文善于做群众组织工作,第三厅在武汉组织了多次大型的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宣传、募捐、演出、游行等有声有色的群众活动,吕奎文都显示出他的出色才能,受到郭沫若和大家的好评。1938年9月,日本侵略军进逼长江中游,第三厅所属单位、工作人员近千人要撤离武汉到四川重庆,郭沫若特令吕奎文负责先遣组前行,为后续大队伍做好沿途的各项事务工作。吕奎文率先遣组经长沙、衡阳、桂林,再北上贵阳,翻越云南高原到四川重庆,经历了千难万险,使第三厅全部人员、物资安全到达工作地点。在重庆,郭沫若对吕奎文的工作十分满意,并多次给予表扬,认为是对抗日救亡工作的一大贡献。
  1939年冬,日本侵略者对重庆实施狂轰滥炸,在一次大轰炸中,吕奎文惨死在日机的轰炸中,年仅30岁。第三厅为吕奎文召开了追悼会,郭沫若在吕奎文的遗像上题了悼词:
  “美才出众,竺实可风;丁逢国难,竟捐尔躬。”
  简泰梁:两会总干事
  1938年上半年,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迁到重庆。这时第三厅的下属机构又增加了全国慰劳抗日救国总会和全国寒衣运动总会,由郭沫若领导,具体工作则由两会总干事负责。对于总干事的人选,郭沫若经过考虑,决定由简泰梁担任。
  简泰梁是富顺县县城人,在富顺县立中学毕业后考入四川大学法学院,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于1930年被学院斥退,转入北平平民大学。1933年,简泰梁到日本东京入早稻田大学农业经济系。其时,郭沫若正在东京,简泰梁常往郭宅请教,受益颇多。1934年,简泰梁创办《留东新闻》,张健中任总编辑,吕奎文作编辑。该刊对国民党的国内外政策不断抨击,受到留日学生欢迎,引起国民党政府忌恨,竟通过外交途径,查封了《留东新闻》,并将简、张二人驱逐出境。1937年,简泰梁在南京筹办《首都日报》。“七七”事变后,郭沫若在武汉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领导抗日宣传工作,邀简到第三厅任上校主任科员。
  在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失守前,第三厅在武汉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活动,特别是组织庆祝台儿庄大捷,举行张自忠、王铭章抗日阵亡名将的追悼会,接待世界学生代表团来华访问,抗日战争一周年为前线将士募捐等群众活动,简泰梁都负责具体组织、协调,搞得有声有色,受到各方好评,被称誉为“红白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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