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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持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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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一张反四人帮的大字报改变了他人生

纪事提示

1976年1月9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山城人民闻之哀恸,纷纷佩戴黑纱追思哀悼。追悼大会后,具有政治敏感的重庆人,翻开报纸意外发现邓小平消失了,连篇累牍出现的是批“奇谈怪论”、批“四个现代化”和“反击右倾翻案风”。

低沉的政治气压中,有识之士在观察,在思考,在行动。终于,1976年2月上旬,署名“一个工人”的一张大字报张贴在了解放碑交电大楼(现重庆商社大厦)墙上,醒目的标题是———《提请注意》,作者公开向山城人民大声疾呼:“请注意当前斗争的新动向!”“批右倾翻案风的矛头到底指向谁?”“警惕一伙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执笔这张大字报的,是第十八冶金建设公司第一子弟中学的年轻教师谢幼田。29年后的2005年,阳春三月,谢幼田从海外衣锦还乡。他头顶诸多桂冠———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这些耀眼的光环让熟悉的老友对他刮目相看,他惟一不变的是那口乡音和澎湃于胸的热血情怀。

事件回放:愤怒天问,惊险出逃

3月23日,刚下飞机的谢幼田被接到大哥家。因长期居住海外导致水土不服,他一连住了几天医院,整个人也变得萎靡不振。一周后记者登门拜访,谢幼田依然有些疲惫。

尽管精神不是太好,但镜片下的眼睛仍炯炯有神。坐在宽敞的客厅里,谢幼田捧着一杯清茶,思绪再次回到了1976年那波谲云诡的政治浪潮中。1980年人民日报出版社编写的《丙辰清明纪事》书里,其四川部分主要写了两个人物,一个是重庆钢铁公司的技术员白智清,另一个就是十八冶的年轻教师谢幼田。“他像许多年轻人一样,被卷进了波涛汹涌的文化大革命,满怀热情,接受洗礼。但是,‘文攻武卫’的枪声惊醒了他,盲目的冲动变成了冷静的思考。他用微薄的工资买来了大堆马列主义著作和历史书籍,一头钻了进去。总理逝世以后,他含着泪水对好朋友们说:我们要睁大眼睛!甚至说:我可以打赌,不出三年,江青一定要垮台!当他看到报纸上接连发出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的黑文时,再也忍不住了,毅然贴出了这张大字报。”书中纪实文学《山城的火花》,这样描述着当年的谢幼田。

为何具有这样的政治敏感?谢对当年的举动作了这样的解释:“我写《提请注意》是因为看不惯四人帮当道,那时人年轻,富有正义感。我们过去曾经和家庭划清界限,以为越是高层觉悟必然越高,经过林彪事件后才知道那是假场伙。1968年、1969年我在北京,买不到任何书籍,书店里只有马列主义,于是我开始读马列。当时整个社会已经开始觉醒,我不过是胆子大一点。”

1976年3月,《文汇报》攻击周总理事件再次点燃了众人的情绪,“当时《文汇报》文章说邓小平之后还有走资派时,实际是攻击周恩来。”建设厂的工人立即贴出大字报,愤怒责问:“《文汇报》的秀才们要干什么?”4月6日,一位知心朋友告诉谢,天安门发生了镇压群众的流血事件。就在这样的敏感时期,谢幼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1976年4月7日下午,谢幼田来到十八冶办公大楼,当着众人奋笔疾书:“《文汇报》的反动文章必须批判!……请广大革命职工密切注意当前的阶级斗争动向,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文汇报》的反动言论。那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最后总是逃不脱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制裁的!”署名仍是“一个工人”。

“我真正遭整就是这第二篇大字报,”就大字报贴出的当晚,天安门事件的消息广播了。《山城的火花》里写道:“天黑后,十八冶办公大楼门口,一辆汽车灯光照射着他的大字报,一伙人正忙着拍照。一天上午,谢幼田正在教研室备课,突然听到楼梯上一片嘈杂声,随后撞进一伙手执刀棍绳索的家伙。他们抓住谢幼田就是一顿毒打,同时,又用绳子勒住他的颈脖,反缚住他的双手,横拖竖扯下了楼。校门外早已准备好一辆卡车,‘现行反革命分子谢幼田’的标语纸牌早准备好了,只待抓人上车,就押去全市游街示众。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教体育的邓老师情急生智,飞步跑进值班室,叫校工打铃提前下课。铃声响了,几百师生涌出课堂。在一片‘不准随便抓谢老师’的喧嚷声中,邓带领学生冲上去把那伙人团团围住,帮助谢老师逃出虎口。那伙人不甘罢休,连夜在全市车站、码头布下天罗地网。但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谢幼田终于奇迹般的逃出了重庆……”

这段栩栩如生的现场描写,谢幼田认为是当时真实的写照,他笑着说,“当时我一点都不怕,贴了就贴了。多年后十八冶党委书记告诉我,大字报贴出来后,市公安局拿不定主意,请示到省里,当时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把这起事件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严重政治错误’,没有定性为敌我矛盾,等于把我给保了。”

但掌权的造反派不依不饶,他们强烈要求逮捕这个“大逆不道”的年轻人。“造反派头头黄廉为此带人占领市委三天,随后我的通缉告示分布全市车站码头、大街小巷。我先是躲到小龙坎、南山公园、茄子溪,然后沿铁路从小南海跑到贵州方向。最后辗转逃到了普陀山,一直躲到毛泽东去世后才回重庆。”

显赫家世:孙中山重臣谢家的坎坷

“四人帮”垮台,著名的天安门诗抄里选录了谢幼田的两首诗歌,他也因此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人物。

谢幼田为何拥有如此的勇气?回首往事,谢认为家族命运坎坷,长期身在底层让他对中国的政情有了许多自己的思考。“很多年后冤死的父亲才得以平反,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体会那种极左的意识形态。”4月1日,由国民党元老于佑任手书的“谢持故里”纪念碑在四川富顺县落成,谢氏家族从全国各地赶来祭奠,而这也是他此次回国的原因之一。

谢幼田祖父谢持从辛亥革命起,就为孙中山先生所倚重,曾出任国民党党务部长、总统府秘书长和国民党代理总理。但他给历史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著名的“西山会议”———1925年11月,谢持和林森、邹鲁等国民党元老共同发起“西山会议”,极力主张反苏、反共、反国共合作。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遭到国民党中执委和各地方党部的强烈反对,谢持、邹鲁的党籍被开除,从此淡出历史舞台。

对于忧国忧民的气质,谢幼田笑言来自于祖父的血脉相传,“我老家在富顺,清末有年富顺大旱,知县给老妈祝七十寿,仗着读书人的血气方刚,祖父就闯到席间痛骂知县,说百姓饭都吃不起了,你却大摆宴席。辛亥革命后祖父当过参议员,暗杀过袁世凯。后来追随中山先生。”

1919年,谢持出任国民党党务部长,分管组织工作。“当总统府秘书长时他月薪20块,一家人到处借钱生活。”谢幼田说。那时没有国民政府没有行政院,总统府秘书长等于行政院院长,“孙中山把一切都交给他,对他很是信任。”

谢幼田父亲谢家田是谢持唯一的儿子,谢持策划暗杀袁世凯失败后,四川老同盟会员担心袁世凯灭后,连夜把谢家田从上海秘密送往法国留学,从巴黎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谢家田就一直在中央银行担任要职。1949年后,谢家全留在大陆,解放初期谢家田回到富顺后被杀。

几年前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中,谢幼田曾痛苦的回忆道:“父亲如果到大城市就去教大学了,回到原籍富顺县城,那时连公路和电灯都没有,如此大人物回来了,根本没有任何罪名,就把他给杀了,后来我们这些姊妹向组织交代,老是交代不清我父亲有什么罪恶。”再后来,谢家姊妹得知父亲是因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被杀,就去调查。“调查结果,父亲连国民党员都不是,完全是冤屈,所以后来平反了。”

“祖父对后人有嘱咐,不准参加政治,父亲从法国回来探亲,胡汉民、张继等国民党显要介绍他加入国民党,父亲没有登记。”谢幼田解释说。

谢幼田外祖父范金,也是位不平凡的人物,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遭保皇党人杀害。谢幼田的母亲,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刘海粟大师,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母亲是著名民国女诗人,四川大学将为母亲出诗集,”谢幼田母亲共生育了11个子女,抚养长大3男6女,60岁病逝。

斯人近况:我还想为国出力

谢幼田从小受母亲的熏陶和训练,拉得一手好二胡,对钢琴也十分醉心,还能作词谱曲,曾经两次考取省级音乐团体,都因政治原因未被录用。1973年,他把心爱的二胡送给别人,从此开始埋头研究历史。

1979年中国社科院首次在全国公开招考研究人员,没上过大学的谢幼田在十八冶第一子弟校报名,800多名四川考生中他名列前4名,考取助理研究员。由于妻子的户口不能进京,他选择了留在四川省社科院。“邓小平是位真正的伟人,那是他主持全面工作后全国唯一的一次直接考职称,我报考的专业是先秦诸子。二十世纪的政治风云,让我不想接近政治,所以我选择搞学问。”

1986年,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同时给谢幼田发出邀请函,“那时国内有个出国潮,我开头是想到美国念学位,当时我在国内已是副研究员,哈佛录取了我,但我更想进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那时胡佛研究所如日中天。”

谢幼田应邀来到胡佛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员,此时谢幼田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已经出头,但美国人对中国先秦历史不感兴趣,谢幼田只得另起炉灶,把目光聚焦在中国近代史。身处异国的他试图以超党派的视角,恢复那段历史的原貌。在胡佛研究所他一共撰写了五部专著,有两部就与祖父谢持有关。“我搞历史,为了避免跟政治太密切,过去和现在50年以内的历史我不研究,稍稍远一点的就使我能够比较客观做研究。如果我在海外搞研究,还只能用一种歌功颂德的形式,那样简直是浪费生命,”谢幼田说。

由于出身国民党元老名门,又受过文革冲击,谢幼田到美国后常有人拉他入伙,但是每次他都婉言加以谢绝,“要我开会可以,但我不发言也不担任职务。我不介入政治,这是祖父谢持的遗训。但在政治上有一点,我反对台独和法轮功。人到了关键时刻要有所选择,我从1990年就反对台独,这是出于一个中国人的良心,台独要失败,这条路绝对不通!反对法轮功,是因为有人给它钱利用它,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谢幼田从来是非分明!”

今年谢幼田年满65岁,按规定正式从斯坦福大学退休。回国前他特意作了一次体检,“60多项指标,一点毛病都没有。前列腺指数0.4以上算有病,但我才0.18,”谢幼田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很满意。

健康的体魄使谢幼田意气风发,到重庆不久他就在好友陪伴下拜访了西南师范大学。“我还想为国家出点力,趁回来的日子想全国到处走走,看哪里有合适的地方,将可能在大学工作。”

尽管谢幼田在重庆逗留时间不长,但对家乡的印象却是深刻而美好,“重庆硬件进步很大,这座城市正在不断发展。在美国的时候,一周我就有两三天要专门上新华网看重庆新闻。”

“中华民族是有希望的,以民族利益为中心,我们不仅要经济崛起,民族灵魂也要重新塑造,我相信现在年轻人有正义感,我自己应该在民族崛起的行列。”这就是谢幼田的政治立场。-记者隆准/文

 

 

富顺老县委内的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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